汤开远传


  汤开远,字伯开,是主事汤显祖的儿子。年轻时就很有才识,以经济之才自许。崇祯五年(1632)由举人出任河南府推官。当时庄烈帝恼恨廷臣玩忽职守,用法过于严酷。开远上书谏议说:

  “陛下登基以来,明罚亲断,不肯姑息,从小臣到大臣,接连不断地被重贬或者打入禁狱,差不多就像乱世刑法用重典那样了。看到廷臣荐举不当,就以为是结党偏私;讨厌廷臣固执己见,上书进奏,就怀疑他藐视、对抗圣旨。希望用鞭策的办法勉励臣下,因而戴罪的大臣越来越多,却不给他提供立功的门路;以详慎来要求臣下,于是引罪自咎的大臣越来越多,却不体谅导致这些失误的原因。贪官污吏固然应予逮捕,但是希望能放宽量刑的限度,不要因此埋没真正能干的大臣。至于农忙季节多灾害,全国各地多战争,各地官员害怕受处罚,就只是急于催收田赋,殊不知人民穷困就容易起来作乱。陛下宽一分在臣子,就是宽一分在民生,这是不用论证就确定不移的道理。我尤其希望陛下能对大臣推心置腹,待之以礼,教导法司量刑要平允。至于锦衣卫负责的禁狱,不是强盗奸贼,就不应轻易关进去。”

  庄烈帝恼了,摘取奏疏中“滥用刑具,残酷无比地遍施于有功大臣”的话,责令开远加以具体说明。开远于是上奏说:

  “苏州佥事左应选担任昌黎县令时,曾经率领当地百姓力保孤城。事情平定后他升任监司,竟因为一点小过失最后被判为贪赃。城池失守的既不能得到半点饶恕,捍卫城池功劳显著的也得不到原谅,臣子们究竟何所适从呢?事情紧急时再大的过错都可以不问,事情平定后就锱铢必较,假使昌黎像遵化、永平一样沦失,不知道要花费朝廷多少金钱呢,又哪里去寻找他的一点小过失把他问罪呢?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一件事。

  “给事中马思理、御史高倬,当草场大火烧起来时,急忙奔走灭火,差点累得断了气,最终没能扑灭大火。这不过是根据法令应当记过的事,朝廷却想进一步定为别的重罪,这实在过份了。今年盛夏下过雪雹,京郊发生地震,草场不点火也会自行烧起来。陛下不因此宽刑反省,反而把大臣严加拷讯并长久监禁,这不是用来感召天和、嘉奖善事的办法呀。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二件事。

  “宣大巡按胡良机,陛下也知道他知兵干练,让他两次到艰苦的边疆任职,不久却因为失误被革了职。社会舆论都认为可惜,难道陛下的成命一辈子都不能改变吗?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三件事。

  “监兑主事吴澧,在运河上昼夜辛劳,经营漕事。运粮的士兵耽误时限,他酌情进行责罚,朝廷却把他罢了官,还想要查办他的罪。士兵哗变,朝廷就为他们换下将领,将领哗变,朝廷就为他们压制文官,这些兵将敢于哗变却怯于杀敌,朝廷用这些骄兵骄将又是干什么的呢?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四件事。”

  最后又为都御史陈于廷、易应昌申辩。庄烈帝恼了,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。

  河南的流贼极为猖狂,开远监管左良玉的部队,身穿戎装,屡次克敌致胜。庄烈帝当时因为天下正在用兵,心中很重视武将,总督、巡抚失事的大多被逮捕关押起来,对大将却经常姑息。开远认为这样做有失偏颇,就在八年十月上书说:

  “近年来贼寇猖獗,巡抚、军将的位置很重要,可是陛下对于抚臣就惩治他,对于军将就优待他。试看近来各抚臣,有不被夺职不被监禁的吗?各帅臣及偏裨将官,有一个不受到隆重礼遇,予以升官、封荫的吗?就是那些观望不前、战败而逃、罪状显著的,有不宽恕优待他的吗?惩治抚臣,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畏法而提高警惕;优待武臣,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感恩而奋勇作战。然而领土一天天沦失,贼寇一天天蔓延,战事不见转机的原因是朝廷没有区别对待的办法。抚臣中操守清廉的如沈翸,干练的如练国事,守护两河、身自为将的如元默,困难重重阻止贼兵深入的如吴生生,有的受到了审讯,有的受到弹劾,其他人就无法一一说了。可是武臣桀骜不驯,放纵成性,没有一天不上书札,争论规矩,一旦战事发生就犹豫退缩,就是陛下的严令一次次传下,他也充耳不闻。像王朴、尤世勋、王世恩等人,他们的罪行岂止应当杀头?

  “陕西巡抚甘学阔上过一篇《法纪全疏》的奏疏,请依法惩治纵贼作害的武弁们的罪过,可是陛下的明旨却把他严厉批评了一番。这么说来从今往后,败将就不该被治罪了?文臣未必无才能,竟然有宁愿被贬也不想担任军事也不敢担任军事的,这是因为担任军事会被治罪,不担任军事也治罪,不过不担任罪还轻些,担任了罪会更重。陛下假如想让大臣积极踊跃地担任军事,那么办法在于放宽对文官的惩罚,考察实际情况,分别对待,考虑对文官的任免,不要因为一点点小错就抛弃贤才。对于武将的过失,朝廷只要不让那些怯懦并且行骗的武臣在部队中侥幸容身,那么赏罚公平了,文武百官也就听命了。”

  庄烈帝认为他所说文官不想、不敢担任军事没有指出具体的人来,责令他再上书讲清楚。开远于是上书说:

  “朝廷赏罚功过没有章程,于是大臣们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要问罪,肯担任敢担任军事的也被问了罪,并且罪反倒比前者为重。劝惩不当,这样想平定大乱我没听说过。从来没有训斥督臣为庸帅出气的道理,可是如今杨嗣昌就不能禀告他的意见。从来没有压制言路为劣弁出气的道理,可是如今王肇坤就没法保住自己的官位了。王朴对敌胆怯,暴行显著,听凭敌人抢劫够了扬长而去,却把他和吴生生一道论罪,传遍天下,这不是人们批评朝廷的一个大大的口实吗?至于抚臣中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,如陕西的胡廷晏,山西的仙克谨、宋统殷、许鼎臣,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比肯任敢任的大臣还都轻一些?练国事、元默在大坏极敝的情况下继任,竭力支撑时局,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较前者更重?

  “此外近些时为了平定贼寇杀掉了一名督臣,逮捕了两个督臣、抚臣,又贬免了两个抚臣。甚至巡方与抚臣一同议罪,又连带逮捕了两位按臣;计典与失事牵合到一块时,一并又把南枢臣也给夺了官。至于监司、守令被重贬的就数不胜数了。试问前前后后那些帅臣们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?就是往下说到那些偏裨小将,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?甚至那些避寇、纵寇、养寇、助寇的将帅也都放置一旁不加以治罪。即便有所处分,也不过是降级戴罪而已。照理说来将帅们不肯任不敢任的能说他没有罪吗?因此说陛下对于文武两途,委任相同,要求不同。明旨上所说的一体,事实上不是一体。

  “不仅这些。按臣曾周在原抚臣守丧回家后,极力阻挡贼兵主力,本不是失事,但最后竟遭逮捕、发配,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按臣了。道臣祝万龄兵饷拮据,寝食俱废,直至背上长出疽疮来,可是突然被削除官籍,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监司了。史洪谟当宜阳县令时,战守器械一向完备,贼兵渡过渑池不敢走近宜阳城,等他做六安知府时,又取得过保全六安城的战绩,可是突然被罢了官,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州县官了。贼兵进逼永宁时,原四川巡抚张论跟儿子、给事中鼎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召募士兵,昼夜守卫在城墙上,等到张论去世后,鼎延请求给以抚恤,却连他儿子的官一齐给罢了。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乡官了。吏部只有杂职人员弊端多,我的同乡吴羽文竭力加以革除,致使一帮刀笔吏、商贾之流哄然而起,蓄意倾轧,羽文毫不畏惧,可是却因为起用废籍一事被长久监禁,刻意办罪,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部曹了。

  “我读明旨,陛下说诸事都经过查证确实,认为讨论处分有吏部,讨论量刑有法司,考察纠举有按臣。殊不知圣旨一下,吏部就讨论降职讨论罢免,有肯坚持奏称‘这个人不应当处分’的吗?一下到法司,就判处发配判处充军,有肯坚持奏称‘这个人不应当办罪’的吗?至于考察失事,按臣不过是根据事实上报,有推求‘功中之罪、罪中之功’,向朝廷请求饶恕的吗?这不是诸臣不肯加以区别,而是他们知道陛下一心想加重处罚,他们说了一定不会听取,有时反而会加重那人的罪过。这正是为什么军队失事,没有一天不讨论处分这个、办罪那个,而对于扫除贼寇安定百姓没一点裨益的原因。这样说来现在朝廷所缺乏的难道不是公正的赏罚吗?”

  庄烈帝接到奏疏大为恼火,传令把开远削除官籍,让抚按官把他押到京师来审判。河南人听说这个消息后,如同丧失了慈母一般。左良玉同将士七十多人一道联名上书请求留下开远,巡按金光辰也详细讲了开远的功绩,报告朝廷。庄烈帝为此改变了脸色,传令把他释放回去,戴罪平贼。

  十年(1637)正月,开远讨伐平定了舞阳大盗杨四。评定功劳开远应当提升,总理王家祯又推荐了他,朝廷于是提拔开远为按察佥事,让他监管安庆、庐州二府的部队。这年冬天,太子即将出居东宫。开远进奏说:“陛下言教不如身教。请陛下注意独处深宫时的表现,抚恤贫穷的百姓,优礼大臣,容许直谏,宽待拙吏,把货财看得轻一些,清理迟疑不决的官司,使太子能够常见到常听到这些,作为将来治国理民的根本。”庄烈帝深以为是,听取了他的意见。

  当时贼兵大肆骚扰江北,开远立下过几次战功。巡抚史可法推荐他治绩品行突出,开远被升为副使,和原先一样担任监军。十三年,开远与总兵官黄得功等把革里眼等贼将打得大败,贼兵于是请求归降。朝廷打算把开远用为河南巡抚,他竟然因为积劳成疾,死于任上,当地军民都为他的死落下了眼泪。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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