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谔传



  李谔字士恢,赵郡人。

  好学,知道作文章。

  仕北齐为中书舍人,有口才,常常接待陈国使者。

 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后,拜授他为天官都上士。

  李谔见隋高祖有奇貌,于是深深与之结交。

  高祖为北周丞相后,很亲近他,问他为政的得失。

  那时战争连年,国库空虚,李谔上《重谷论》,以讽劝高祖,高祖全然采纳。

  高祖受禅后,李谔历任比部、考功两曹的侍郎,赐为南和伯爵。

  李谔生性公平方正,通晓事务,被人们推重。

  升任治书侍御史。

  高祖对群臣说:“我过去当大司马时,常求放外任。

  李谔陈述十二策,苦劝我不要到外地任职,我于是决意在朝内作官。

  如今这番事业,是李谔出的力啊。”赐他缣纟采二千段。

  李谔见礼教凋敝,公卿刚死,其爱妾、侍婢,就被子孙嫁掉、卖掉,于是形成了风俗。

  李谔上书说:“我听说,追念远逝的人,善始善终,民德才能归于忠厚;三年之丧无改,才称为孝顺。

  我听说朝中大臣,有父亲祖父去世,日月还不久,其子孙为无赖之徒,就瓜分他们的的女妓爱妾,嫁了、卖了,以取钱财。

  即使只有一个事例在如今,就实在有损风化。

  爱妾虽然微贱,但亲自承接先人的衣服和鞋子,为之服丧三年,这是古今的通例。

  岂能容忍急急脱下丧服,强迫施上粉黛,让她们在先人的灵牌前哭泣告辞,送到他人的房里去?凡是看到的旁人,尚且伤心,何况还是人子,怎能如此忍心?又有朝廷大臣,位高爵重,他们之间平生交好,情如兄弟。

  但到朋友死后,却把朋友当作路人,早晨听到朋友死了,傍晚就劝朋友的爱妾改嫁,方便时甚至自己去求聘,以得到他人爱妾为目的,毫无廉耻之心,抛弃朋友的情义。

  而且,治家之法,可拿到官府上,既不能正家,又怎能有助于治国?”皇上看了表章,很赞赏。

  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,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  李谔又因写作文章的人,崇尚轻薄,转相师法仿效,流宕他途而忘记返回正道,于是上书道:我听说,古代的先贤圣哲教化人民,必须改变他们的视听,防备他们的嗜好欲望,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的心,显示他们以淳朴平和的道路。

  五教六行,是教训人民的根本;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,是崇尚道义的门径。

  所以能够恢复孝顺慈爱,让人人都知道礼让,调正民风民俗,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

  凡有上书献赋,写诔文刻铭文的,都是用来褒扬功德,赞扬贤能,注明功勋,证明大理。

  如非惩恶扬善,于道义上,不让白写白刻这些东西。

  到了后代,风俗教化逐渐差了。

  曹魏的三祖,更是崇尚文辞,忽视治国大道,喜好雕虫小技。

  下面跟从上头,就如影之随形,响之从声,竞比文采,于是成了风俗。

  江东的齐、梁二朝,其弊病就更重,无论贵贼贤愚,只求吟诗咏词,于是就不管大理,只求文辞不同,追求清虚,追逐文辞,竞比一韵之奇,争比一字之巧。

  连篇累牍,但其内容未超出描写月亮的形状;堆满书案,积满书籍,但其内容只是描写风云的形状。

  世俗以此比高低,朝廷以此选官吏。

  既然开了文辞可得禄利的道路,世间崇尚文采的感情就更深更重。

  于是,不管是民间的小孩,还是贵族家的孩子,还没有看六甲,就先作五言诗。

  至如尧、舜、商、汤的典诰,伊、傅、周、孔的学说,不再关心,何曾入耳?以傲慢放任为清虚,以缘情赋诗为勋绩,指责儒士为古拙,把作词赋的当作君子。

  所以文笔一天天繁琐,而其政治却一天天混乱,的确因为弃掷了大圣的正道,制作无用的东西而以为有用。

  损本逐末,偏爱华章,转相师法,越久越严重。

  到大隋受命,圣道复兴,摒弃轻浮,遏止虚伪,如非胸有经典,生性质朴,有志于大道,归依于仁孝,不得引入仕途,为官为宦。

  开皇四年(584),普诏天下,举凡公私文书,并宜实录。

  这年九月,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,交有关部门治罪。

 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,无不崇仰典籍,抛弃华丽虚浮,选择先王的令典,行大道于这个盛世。

  但我听说,外州远县,仍然承袭坏风气,选举官吏,不遵照规矩。

  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,乡里乡亲说他仁义,学习先圣的经典,不随便交友的人,就被摈弃在门外,不加录用的情况;出现学习不师古,追逐时尚,写作轻薄的文章,交结朋党而求声誉,就反被选作官吏,送到朝廷的怪事。

  这都是因为县令、刺史不行风教,犹讲私情,不讲公道。

 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,我的职责,就应该纠察这类事。

  但是,如果闻风即弹劾,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,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,普遍加以搜寻访查,如有此类情况的,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。

 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,又上奏道:我听说舜帝告诫大禹说:“你只有不矜持,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比才能;你只有不骄傲称功,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功。”言偃又说:“侍奉君王,自数其功,这就要自取其辱;侍奉朋友,自数其功,这就会被朋友疏远。”这些都是先哲的格言,是后王的正道。

  那么臣下之道,出力济时,即使勤劳可与大禹相比,功勋有如太公望吕尚高,也不能骄傲自大,要挟君父。

  何况还是功劳不足以录下,勤奋不足以补过,却胆敢自述功勋,随意地干扰皇上的视听!世间的丧亡之道,到北周就到了极点:下无廉耻,是上头使他这样的。

  北周用人唯信其口,取士不看其行。

  自吹自擂的,就以干练有才而承蒙提拔;谦虚退让的,多因其静默而被遗忘。

  因此,周代大臣上表章表达忠诚,就先论自己的功勋;承受龙颜敷衍上奏,也说:“臣下我最为用心。”自我吹嘘,自卖自夸,都无惭愧羞耻之色;强行求官横行要爵,只以把天下搞光为能事。

  自大隋受命以来,此风顿改,甚至连耕田的农夫、贩卖的农妇,也无不洗心革面,何况还是大臣,却仍旧遵从坏风气!我听说,刺史入京朝觐皇上,还有自述巴掌大的小功,喧闹于朝廷之上,言辞不逊,自我吹口虚的,对皇上如此轻慢不敬,特别难以饶恕!凡是这样的人,都要写清他们的罪状,送交台省,公开地加罪废黜,以惩风教。

  皇上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,四海蔚然成风,深深地革除了弊政旧俗。

  李谔在职几年,务求存大体。

  他不喜欢严酷激烈,因此无刚正之誉,但他悄悄地却有很多匡正。

  邳公苏威以为临街的商店客舍,都是求利之徒干的,事情污杂,不是敦本务农之义,于是奏明高祖,要他们归农种田。

  如有想依旧从商的,所在的州县要把商店客舍录附市籍充公,拆毁商店客舍,并限定时日,令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。

  那时正值寒冬,没有哪个敢陈述申诉。

  李谔因有别的事出使外地,见到这个情况,以为士农工商,各有其业,旅店和旗亭,自古都有,情况各异,录附市籍充公,在道理上讲不过去。

  而且,旅店是旅客的依托,岂容一朝废掉?这么作,白白地劳累烦忧,于事无补又不应该。

  李谔于是专权决定,一切依旧。

  他出使完毕回到朝廷,然后报告皇上。

  高祖赞赏他说:“治国大臣,应该这样。”因为年老,李谔出京拜授通州刺史,很有恩惠之政,百姓夷人都很高兴。

  三年后,在刺史任上去世。

  有儿子四人。

  李大体、李钅匀,都官至尚书郎。

  世子李大方承袭爵禄,最有德才。

  大业初年,大方任内史舍人。

  炀帝正要重用他,碰上他去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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