弁言


  這部恆春縣志,原抄本係修史廬藏,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晒藍。遠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,該所圖書室管理員張政烺先生所編的「圖書室報告第二號,方志目」,在福建省「台灣附」,即列有此書。二十八年我在昆明,亦已看到這一本「方志目」,但當時並未深切注意。那目錄上是這樣寫的:『恆春縣志,清光緒二十年修,本所由抄本晒藍,二十二卷(原誤作二十一卷,校勘記更正),首一卷,末一卷,四冊。主修陳文緯纂修屠繼善。附註:舊隸台灣』。

  因為這本書一直在國內,而史語所的「方志目」,也是對日抗戰時期用云南當地出產的土紙印刷的,所以流傳也不很廣;因此,不用說台灣學人,或到過台灣的日本人,在民國三十九年前,發表有關台灣地方志的文字中,或專書中涉及台灣方志時,絕未提到這部恆春縣志。連朱士嘉編的「中國地方志綜錄」和「中國地方志備征目」,也沒有列入本書。

  我是三十八年二月到達台灣的。六月,約姚從吾先生到楊梅史語所看書;其時,陳列的書很少,極大部分還鎖在箱內。奇怪的是我回到台北,逢人便說我已看到了一部恆春縣志,是晒藍本;而且,還仿佛記得是在第三排最下格。當時首先懷疑的便是好友楊云萍先生,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說過;他並問我『是不是在大陸另有一個恆春縣』?

  同年國慶日,我再約楊先生同去,竟找不到此書;我因為肯定的說曾目睹此書,而且也沒有人借閱,所以管理員王寶先先生也為我們翻尋了四、五次,仍然是杳無蹤跡。查卡片目錄,比「方志目」只多了一句『修史廬抄本』。回台北後再去函查詢,並說明在何排何格,管理員仍苦覓不得。最後,王寶先先生把「方志目」寄來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來是我第一次去楊梅時,見到「方志目」,並記得是晒藍本,大約因為那時我正在起草「台灣方志中的利瑪竇」,天天縈繞在我心目中的是台灣方志,所以回到台灣大學宿舍,便在夢中重游楊梅史語所圖書室,居然在我夢想中的第三排書架最下格,夢見其書,然後又像目睹一般的向別人津津樂道。其實是太虛幻境,真書還鎖在箱內哩。

  三十八年十月以後,史語為進行檢查、登記及殺蟲等工作,分批將全部書箱開啟,但因地方狹窄,隨開隨裝;我請求負責人檢查到恆春縣志時,把它取出,暫時替我保留。那年十二月二十日,我三游楊梅,恆春縣志還不知深藏在那一箱內。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,四訪楊梅,史語所全體朋友看到我來,都不約而同的說:『恆春縣志出來了』!後來我曾在台灣文化季刊第六卷第一期發表了一篇「恆春縣志的發現」,敘述找到這本縣志的經過,並介紹其內容。

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曾於民國四十年將此志付印,由林熊祥、廖漢臣二君校閱標點。現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印此志,囑我重校;我為審慎起見,請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學生張存武和王璽二君,根據晒藍本對校,然後再由我校閱。這一切的經過,我是很樂意向讀者報告的。

  至於民國二十年(昭和六年)日人稻葉直通、瀨川秀吉所著「紅頭嶼」一書中所提到的「恆春縣志稿本」,我相信是另一個本子。因為那段文字是在原書十一頁「島之歷史」一節中,茲譯如下:『如看恆春縣志稿本,則有光緒三年三月固有基、汪喬年等一行二十餘人勘查此地,並把此地劃入恆春縣的報導。這是政府派員視察曾被列於化外之島的嚆矢』。按史語所藏本恆春縣志卷末「附紅頭嶼、火燒嶼」,原文說:『光緒三年,前恆春縣周有基、船政藝生游樂詩、汪喬年,偕履其地,歸述其所見如此』。日人據所見恆春縣志稿本,記勘查者只有周(誤為固)有基和汪喬年二人,而史語所藏本卻多一游樂詩;日人記勘查時期為光緒三年三月,而史語所藏本有年無月;日人所見稿本,記勘查者一行達二十餘人,而史語所藏本只記三人;日人所見稿本又有『並把此地劃入恆春縣管轄之報導』,史語所藏本卻不見有這一報導。可見「紅頭嶼」一書作者見到的「恆春縣志稿本」,並不同於我向台灣學術界報告的史語所藏本「恆春縣志」。這一別本,至少民國二十年還在本島;至目前是否仍在本島?只能說「待訪」了。

 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四日,杰人方豪謹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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