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四



▲广陈言之路

《书益稷》:帝曰:“来,禹。汝亦昌言。”蔡沈曰:“昌言,盛德之言。”

陈栎曰:“舜、禹好善之心无穷,当时昌言满前,舜犹渴闻不倦,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,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。”

臣按:帝舜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,因呼禹使陈其善言。此可见圣人之心,未尝自圣,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,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,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德、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。

予违汝弼,汝无面从,退有后言。

蔡沈曰:“违,戾也。言我有违戾于道,尔当弼正其失,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。”

吕祖谦曰:“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,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,禹又非欺君而为面是背非者。圣人畏敬无已,惟恐过之不闻、言之不尽,故其求之之切如此。”

臣按:帝舜之德、有虞之治,万世不可加焉者也,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?而犹求臣下之弼正,尤恐其面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。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,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,一有面折廷诤者斥责辄加之,宁受人之面谀而不恤人之背言,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。

《中庸》:子曰:“舜其大知也与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,其斯以为舜乎!”

朱熹曰:“舜之所以为大知者,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。迩言者浅近之言,犹必察焉,其无遗善可知。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,其善者则播而不匿,其广大光明又如此,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?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,盖凡物皆有两端,如小大、厚薄之类。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,然后用之,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,何以与此。”

孟子曰:“禹闻善言则拜,大舜有大焉,善与人同,舍己从人,乐取于人以为善。”

朱熹曰:“禹拜昌言,盖不待有过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。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者,善与人同,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,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,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,此善与人同之目也。”

臣按:圣人之所以圣者,以其生禀聪明,能知人之所不能知;备有众善,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。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,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,是盖能以天下之知为知、众人之善为善者也。惟其知众人之知,是故其知愈大;有众人之善,是故其善愈备。知大而善备,此圣人所以益圣,而舜所以为百王之盛帝也欤。

《书胤征》曰:每岁孟春,遒人(宣令之官)以木铎(金口木舌,施政于时警众之器)徇于路,官(以职言)师(以道言)相规(规正人君之得失),工(工,百工也)执艺事(技艺之事)以谏,其或不恭(不能规谏是谓不恭),邦有常刑。

臣按:三代盛时,人君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,一事之不或举,一臣之或非其人,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,非徒朝廷之上、辅弼之臣朝夕纳诲、随时规谏而已也,又于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,使夫官之有职任者、师之有道德者咸相规正,胥教诲于其君焉。不特此也,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谏诤于其君,如伶州鸠谏周景王之匮财罢民、匠师庆谏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,盖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,理无往而不在,故言无微而可忽也。

《说命》:爰立作相,王置诸其左右,命之曰:“朝夕纳诲,以辅台(我也)德。”

蔡沈曰:“此下命说之辞。朝夕纳诲者,无时不进善言也。孟子曰:‘人不足与适也,政不足与间也,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’高宗既相说,处之以师傅之职,而又命之朝夕纳诲,以辅台德,可谓知所本矣。”

吕祖谦曰:“高宗见道明,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。”

若金用汝作砺,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,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(三日雨为霖)。

蔡沈曰:“高宗托物以喻望说纳诲之切,三语虽若一意,然一节深一节也。”王安石曰:“作砺使成己,舟楫使济难,霖雨使泽民。”启(开也)乃心,沃(灌溉也)朕心。

蔡沈曰:“启乃心者,开其心而无隐;沃朕心者,溉我心而厌饫。”

若药弗瞑眩(饮药而毒谓之瞑眩),厥疾弗瘳(愈也);若跣弗视地,厥足用伤。

蔡沈曰:“弗瞑眩,喻臣之言不苦口也;弗视地,喻我之行无所见也。”

王炎曰:“己之有失,非说之苦口不能药;己之不明,非说之开导不能行。”

臣按:高宗爰立傅说作相,置诸其左右,未遑他事,首命之以朝夕纳诲以辅己德,可谓知所本矣。置之于左右,是欲说无处而不在也;诲之于朝夕,是欲说无时而不言也。望之切至,喻之以金之砺、川之舟楫、大旱之霖雨,以见己之必资于相臣之纳诲,其切有如此者。然犹以物为比也,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药、跣足之行,则又以身之所病、足之所伤者为喻,其望于说者益切矣。然犹以形言也,至其所谓启心、沃心之言,是欲君臣之间心心相契,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润,其渐涵浸渍而入,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。高宗求诲于相臣其切如此,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为三代之令王也欤。

说复于王曰:“惟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后克圣,臣不命其承,畴(谁也)敢不祗若王之休命?”

蔡沈曰:“木从绳喻后从谏,明谏之决不可不受也。然高宗当求受言于己,不必责进言于臣。君果从谏,臣虽不命犹且承之,况命之如此,谁敢不敬顺其美命乎?”

臣按:此乃傅说答高宗纳诲之命言之也。先儒有言,从谏者人君作圣之功、人臣进言之机也。高宗欲资之于人,故以纳诲责其臣;傅说使反求诸己,故以从谏之道望其君。纳诲者相臣之职,从谏者人君之道也。

王曰:“旨哉,说。乃言惟服(行也),乃不良于言,予罔闻于行。”

蔡沈曰:“古人于饮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,盖有味其言也。高宗赞美说之所言,谓可服行,使汝不善于言则我无所闻而行之也。”

说拜稽首曰:“非知之艰,行之惟艰。王忱不艰,允协于先王成德,惟说不言有厥咎(罪也)。”

蔡沈曰:“高宗方味说之所言,而说以为得于耳者非难,行于身者为难。王忱信之亦不为难,信可合成汤之成德。说于是而犹有所不言,则有其罪矣。”

臣按:高宗望傅说以有言,而说劝高宗以力行。说之意以为,王能行而说不言则咎在说,说能言而王不行则咎在王不在说也。呜呼,若高宗者可谓切于求谏,而傅说者可谓忠于事君者矣。故备载其君臣相与之辞以示万世之法。

《诗小雅雨无正》其第三章曰:如何昊天(呼天而诉之也),辟言(法言也)不信。如彼行迈(往也),则靡所臻。

苏轼曰:“君子呼天而告之曰:奈何哉,法度之言,王终莫肯信者,如人恣行而忘反,我不知其所至矣。”

辅广曰:“法度之言听而行之,则绩效随见,有所底止。今既不听法度之言,则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止哉?”

其四章曰:戎(兵也)成不退,饥成不遂(进也)。曾我甗御(近侍也),憯憯(忧貌)日瘁(病也)。凡百君子,莫肯用讯(告也)。听言则答,谮言则退。

朱熹曰:“言兵寇已成而王之为恶不退,饥馑已成而王之迁善不遂,使我甗御之臣忧之而惨惨日瘁也。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,虽王有问而欲听其言则亦答之而已,不敢尽言也。一有谮言及己则皆退而离居,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。其意若曰,王虽不善,而君臣之义岂可若是恝(无忧貌)乎?”

朱善曰:“听言则答谓告君不尽其诚也,谮言则退谓隐身远避其祸也。斯人也,爱君不如爱身之厚,忧国不如忧家之深,其自为计则得矣,而以君臣之大义责之能无愧乎?”

其五章曰:哀哉不能言,匪舌是出,维躬是瘁(病也)。哿(可也)矣能言,巧言如流,俾躬处休。

朱熹曰:“言之忠者,当世之所谓不能言者也,故非但出诸口而适以瘁其躬。佞人之言,当世所谓能言者也,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,无所凝滞而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。盖乱世昏主,恶忠言而好谀佞类如此。”

臣按:此诗,先儒谓正大夫离居之后,抃御之臣(若今之近侍)在君左右而不得尽言亲见,当时之为公、卿、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,而为之君者非徒不责其言,有所言者反以之为病,言才出诸口,罪已加其身。彼夫缄默以保禄位者,当言者不能直言,不当言者乃巧为之辞说,以取容自处其身于安佚之地,其自为计则得矣,如吾君何?此诗所以作也。人君居清燕之时,试因诗言以察时事,反而求诸朝廷之间、臣僚之内,其肯尽言为国者谁欤?诗所谓“听言则答,谮言则退”,无乃今日臣僚中亦有类此者欤?所谓“哀哉不能言,匪舌是出,维躬是瘁。哿矣能言,巧言如流,俾躬处休”,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态否欤?吾之臣子无乃亦有出言以为病而受祸患者欤?其间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处其身于休逸之地者欤?凡其终日剟剟于吾殿陛之前得于闻听者,安知其所以应对承顺者,非诗人所谓巧言如流者欤?有一于此,则必反其所为,使凡内而抃御、外而公、卿与夫百官、庶姓皆得以尽言,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,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,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,如成周之季,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。

《大雅板》之篇曰:先民(古之贤人也)有言,询于刍荛(采薪者)。

臣按: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,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,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。吁,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,况公、卿百执事乎?

《桑柔》第十章曰:维此圣人,瞻言百里。维彼愚人,覆狂以喜。匪言不能,胡斯畏忌。

朱熹曰:“圣人炳于几先,所视而言者,无远而不察。愚人不知祸之将至,而反狂以喜,今用事者盖如此。我非不能言也,如此畏忌何哉?言王暴虐,人不敢谏也。”

臣按:祸乱之至必有几先,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,人君容受直言,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,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,则祸乱不作矣。为人上者,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。孟子曰:“不仁而可与言,则何亡国败家之有。”吁,不仁而可与言,尚免亡败之祸,况未至于不仁者哉?

《左传》:襄公十四年,师旷曰:“天生民而立之君,使司牧之勿使失性,有君而为之贰(卿佐),使师保之勿使过度,是故天子有公、诸侯有卿、卿置侧室(支子之官)、大夫有贰宗(宗子之副贰者)、士有朋友、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,以相辅佐也。善则赏之,过则匡之,患则救之,失则革之,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(补其愆过)察(察其得失)其政。史为书(谓太史君举则书),瞽为诗,工(乐人)诵箴谏,大夫规诲,士传言,庶人谤,商旅于市,百工献艺,故《夏书》曰:‘遒人以木铎徇于路,官师相规,工执艺事以谏。’正月孟春,于是乎有之,谏失常也(有遒人徇路之事)。天之爱民甚矣,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,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?必不然也。”

臣按:师旷始曰“天生民而立之君,使司牧之勿使失性”,终曰“天之爱民甚矣,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,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”。由是言观之,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,皆禀天地之性,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,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,使不失其性焉。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,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,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。天意岂若是哉?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,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,孜孜汲汲以求善言,随时随处而资规诲、箴谏之益,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,负天命立君之意,悖上天爱民之心。

《国语》:周厉王虐,国人谤王。王怒,得卫巫(卫国之巫),使监(察也)谤者,以告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,道路以目(不敢发言,以目相视而已)。王喜,告召公曰:“吾能弭谤矣,乃不敢言。”召公曰:“是障(防也)之也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川壅而溃,伤人必多,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,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(诗以讽之),瞽(无目者)献典(乐典也),史(掌书者)献书,师(小师也)箴(箴刺缺失),瞍(无眸子曰瞍)赋(赋公、卿、列士所献之诗),阇(有眸子而无见者)诵(弦歌讽诵箴谏之语),百工谏(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),庶人传语(庶人卑不能直达,传其语以达王也),近臣尽规(近侍之臣尽其规正),亲戚补察(父兄、宗属补察其过),瞽(乐师也)、史(太史也)教诲,耆、艾修之(耆、艾,老者,师傅之属),而后王斟酌焉,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

臣按: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,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。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,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,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,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,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,善则劝之以必行,否则沮之而必止。几方萌而已遏,过不著而外闻,是以政无悖事、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,有以也夫。

汉文帝二年,诏曰:“朕闻之,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,人主不德、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,日有食之,适见于天灾孰大焉。朕获保宗庙,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,天下治乱在予一人,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,上以累三光之明,其不德大矣。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,丐以启告朕,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。”

臣按: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。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,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、山崩、水旱、疾疫之类,皆下诏求言,遂为故事。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。天下国家之事,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,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,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?

文帝每朝,郎从官上书疏,未尝不止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置之,言可用采之,未尝不称善。

臣按:三代以下,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。帝之善政非止一端,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。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,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?可用者未必肯用,不可用者辄加之罪,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,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。吁,若文帝者,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。

帝又尝下诏曰:“古之治天下,朝有进善之旌、诽谤之木,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,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,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?其除之。”

胡寅曰:“妖言令之始设也,必谓其摇民惑众,有奸宄贼乱之意。及其失也,则暴君、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,塞言路也。故贾谊论秦曰:‘忠谏者谓之诽谤,深计者谓之妖言。’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,其言必剀切君身,探未然之事,陈危亡之戒,不止于近在目前者。自小人观之曰:‘是特扬君过以卖直,其未然之事、危亡之形,汝安得知之?殆诽谤妖言耳。’此策既行,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,人君不闻其过,沦于危亡而不悟。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,则指鹿为马、指野鸟为鸾,蝗生则曰不食嘉谷,岁饥则曰路无饿殍,凡贤否是非、治乱得失,一切反理诡道,倒言而逆说之,欺惑世主,使沦于危亡,其罪岂特诽谤之比,其为妖也不亦大乎?呜呼,文帝除此令,其享国长世宜哉。”

臣按: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,至是文帝始除之。吁,文帝既除之矣,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,何哉?是袭亡秦之迹也。

十五年,诏曰:“昔者大禹勤求贤士,施及方外,四极之内,舟车所至、人迹所及靡不闻命,以辅其不逮。近者献其明,远者通厥聪,比善戮力以翼天子,是以大禹能亡失德,夏以长咺。高皇帝亲除大害、去乱从,并建豪英以为官师,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。今朕获执天下之正,以承宗庙之祀,朕既不德,又不敏,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,此大夫之所着闻也,故诏有司,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,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、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,将以匡朕之不逮。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,朕甚嘉之,故登大夫于朝,亲谕朕志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、吏之不平、政之不宣、民之不宁四者之阙,悉陈其志,毋有所隐,上以荐先帝之宗庙,下以兴万民之休利,著之于篇,朕亲览焉。”

臣按: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。自文帝下此诏后,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,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。然惟应故事而已,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、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,疏君之不德、吏之不平、政之不宣、民之不宁如此诏者,盖鲜矣。万一有之,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。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,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。惟宋仁宗时,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,仁宗曰:“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,人其谓我何?”斯言也,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(此因策士求言)。

唐高祖时,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。帝大悦,因谓裴寂曰:“隋末无道,上下相蒙,主则骄矜,臣惟谄佞,上不闻过,下不尽忠,至使社稷倾危,身死匹夫之手。朕拨乱反正,念在安人,比每虚心接待,冀闻谠言,然惟李纲差尽忠款,伏伽可谓诚直,余人犹踵弊风,俯首而已,岂朕所望哉?”

臣按:高祖创业之君,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。所谓上下相蒙,主骄矜而臣谄佞,上不闻过,下不尽忠,至使社稷倾危,身死匹夫之手,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,读之使人凛然,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!

太宗谓侍臣曰:“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,甘言以取容。朕今发问欲闻己过,卿等须言朕愆失。”长孙无忌等咸曰:“陛下圣化致太平,臣等不见其失。”刘洎曰:“陛下化高万古,诚如无忌等言,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,或面加穷诘,无不惭退,非奖进言者之路。”帝曰:“卿言是也,当为卿改之。”

臣按:人之常情,少有过失恒惧人言,稍涉疑似辄加怪责,况万乘之君乎?太宗发问欲知己过,责臣下言其愆失,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。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:“往日侍奉膝下,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,面奏或有进状,论者终日不绝,岂今时无事,公等何不言也?自今以后宜数论事,若不能面奏,任各进状。”宪宗亦谓其臣曰:“朕读《贞观政要》,以太宗神武,每有一事少涉过差,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,况朕寡昧,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,卿须十论,不得一二而已。”吁,二帝之言若此,岂非太宗诒谋之善,故其子若孙得于观感而兴起效法也哉?

太宗问魏徵曰:“人主何为而明,何为而暗?”对曰: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。昔尧清问下民,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,共、鲧、兜不能蔽也。秦二世偏信赵高,以成望夷之祸;梁武帝偏信朱异,以取台城之辱;隋炀帝偏信虞世基,以致彭城阁之变。是故人君兼听广纳,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帝曰:“善。”

臣按:三代以下,好谏之君以唐太宗为称首。陆贽尝举以告其君曰:“太宗以虚受为治本,以直言为国华,有面折廷诤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奖纳,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扬,故得有过必知,知而必改,存致雍熙之化,没齐尧舜之名。此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。”

太宗神采英毅,群臣进见皆失举措,太宗知之,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,冀开规谏。尝谓公卿曰:“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,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。苟其君愎谏自贤,其臣阿谀顺旨,君既失国,臣岂能自全?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,炀帝既弑,世基亦诛。公辈宜用为戒,事有得失无惜尽言。”

臣按:贾山告汉文帝有曰:“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,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,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,势重非特万钧也。开道而求谏,和颜色而受之,用其言而显其身,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,又况于纵欲恣暴,恶闻其过乎?震之以威,压之以重,则虽有尧舜之智、孟贲之勇,岂有不摧折者哉?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,社稷危矣。”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,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,盖有合于贾山之说,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,盖霄壤矣。中举末世君臣为戒,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,其言儆切,可为世戒。

陆贽言于其君(德宗)曰:“古语有之,顺旨者爱所由来,逆意者恶所从至,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,非忘家为国、捐身成君者,谁能犯颜色、触忌讳,建一言、开一说哉?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,求谏如不及,纳善如转圜,谅直者嘉之,讦犯者义之,愚浅者恕之,狂诞者容之。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,于是置敢谏之鼓、植告善之旌、垂戒慎之鼗、立司过之士。犹惧其未也,又设官制以言为常,由是有史为书,瞽为诗,工诵箴谏,大夫规诲,士传言,庶人谤。尚恐其怠也,每岁孟春,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,官司相规,工执艺事以谏,其或不恭,邦有常刑。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,非圣德不能求过行,招直则其智弥大,求过则其德弥光。惟衰乱之朝、暗惑之主,则必讳其过行、忿其直言,以阿谀为纳忠,以谏诤为扬恶,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,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,迨乎颠覆犹未知非。情之昏迷乃至于是,故明者广纳以成德,暗者独用而败身,成败之途千古相袭,与败同辙者罔不覆,与成同轨者罔不昌,自当矫夏癸、殷辛拒谏饰非之慝,协大禹、成汤拜言改过之诚,士无贤愚咸宜录用,言无大小皆务招延,固不可有忤逆之嫌、甘辛之忌也。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,以众心为心,恒恐一夫不尽其情,一事不得其理,孜孜访纳,惟善是求,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,乃至求谤言、听舆诵。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,故英华靡遗;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,故幽隐必达。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,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,斯实圣贤之高躅,陛下何疾焉?”又曰:“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,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。《大雅》有询于刍荛之言,《洪范》有谋及庶人之义,是则圣贤为理,务询众心,不敢忽细微,不敢侮鳏寡。侈言无验不必用,质言当理不必违,逊于志者不必然,逆于心者不必否,异于人者不必是,同于众者不必非,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,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。是皆考之以实、虑之以终,其用无他,惟善所在,则可以尽天下之理、见天下之心。臣每读史书,见乱多治少,因怀感叹,尝试思之,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,为上者莫不求治,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,上每苦下之不忠,若是者何?两情不通故也。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,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,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,上恒苦下之难知,若是者何?九弊不去故也。所谓九弊者,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,好胜人、耻闻过、骋辨给、炫聪明、厉威严、恣强愎,此六者君上之弊也;谄谀、顾望、畏忄耎,此三者臣下之弊也。上好胜必甘于佞辞,上耻过必忌于直谏,如是,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;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,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,如是,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;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,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,如是,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。夫以区域之广大、生灵之众多、宫阙之重深、高卑之限隔,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,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,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,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。”

臣按: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,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。臣谨详载于篇,伏睹其篇末,又曰:“理乱之戒,前哲备言之矣;安危之效,历代尝试之矣。旧典尽在,殷鉴足征,其于措置施为,在陛下明识所择耳。伏愿广接下之道,开奖善之门,弘纳谏之怀,励推诚之美。其接下也,待之以礼,煦之以和,虚心以尽其言,端意以详其理,不御人以给,不自炫以明,不以先觉为能,不以臆度为智,不形好恶以招谄,不大声色以示威。”又曰:“其纳谏也,以补过为心,以求过为急,以能改其过为善,以得闻其过为明。故谏者多,表我之能好;谏者直,示我之能容;谏者之狂诬,明我之能恕;谏者之漏泄,彰我之能从。有一于斯,皆为盛德。”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,臣不复他有所言,请即是以为九重献。

宋太祖建隆二年,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,并指陈时政得失,事有急切,许非时入阁上章,不候次对。

高宗诏:“自今后,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,朕当虚宁以听其言。”

臣按:唐人有转对之制,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,遂为一代之法。终宋之世,君得以亲其臣,臣得以近其君,言论之间得以相接,上下之情得以交通,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、下民之情,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、学识之浅深、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。

哲宗初即位,首召司马光,至告其君曰:“《周易》天地交则为《泰》,不交则为《否》。君父天也,臣民地也,是故君降心以访问,臣竭诚以献替,则庶政修治、邦家乂安。君恶逆耳之言,臣营便身之计,则下情壅蔽,众心离叛。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,危言正论为狂,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,上恩壅而不下达,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,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。公私两困,盗贼已繁,犹赖上帝垂休,岁不大饥,祖宗贻谋,人无异志,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?臣愚以为,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,广开言路,不以有官无官之人,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,并许进实封状,尽情极言。在京则于鼓院投下,画时进入;在外则于州军投下,附递奏闻,皆不得取责副本,强有抑退。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,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,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,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。如此则嘉言日进,群情无隐,陛下虽深居九重,四海之事如指诸掌,举措施为惟其所欲,乃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也。群臣若有沮难者,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,专欲壅蔽聪明,此不可不察。”

臣按:哲宗初政,召司马光于洛,问光所当先者,光首上此疏,且以谓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在此。臣窃以为,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,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。臣尝因是而通论之,言者心之声也,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。帝王莫如尧,尧以言为试人之则;圣贤莫如孔子,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。是则言之为言,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,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,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,因人之言以为己鉴。闻则拜之,听则纳之,卑辞以诱之,厚礼以招之,多方以来之,博问以尽之,和颜悦色以受之,大心宏度以容之,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、极谏者,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、补阙者,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,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,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,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,无非求天下之言,以成天下之治,以通天下之情。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,传曰“兴王赏谏臣”是也;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,《书》曰“臣下不匡其刑墨”是也;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,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,史曰“杀谏臣者其国必亡”是也。夫如是,则嘉言罔攸伏,君德之修否、朝廷之阙失、臣下之贤佞、民生之休戚,皆因言以达之于上,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,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。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:“国家之患孰为大?”对曰:“大臣持禄而不极谏,小臣畏罪而不敢言,下情不得上通,此患之大者。”呜呼,患而谓之大,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?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,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。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,弘容言之量,言之善者有赏,言之非者无罪,当言而不言者有罚,则大臣不至于持禄,小臣不至于畏罪,而下情上通矣。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?故曰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在此,伏惟圣明留意。

以上广陈言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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